不力戒傲与惰,不足以谈成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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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6-4-26  15:48

      古人云:“天下古今之才人,皆以一傲字致败;天下古今之庸人,皆以一惰字致败。”一直以来,曾国藩都持勤戒惰,他说:“‘勤’字工夫,第一贵早起,第二贵有恒。”做人应该有忧患意识,修身应该力戒傲、惰,万不可懒惰,抛弃勤勉之心。谦虚让人得到尊重,戒骄戒躁则可以使头脑清醒,这对于为人处世都是大有裨益的。人生百种弊病,都是由于懒惰而生。懒惰则松懈,松懈就不会严格要求自己,一个环节松懈就会导致整体的松懈,从而不会努力做事。伟大的成功与辛勤的劳动是成正比的,而勤奋却可以创造奇迹。做人必须戒傲,这样才是保全自己之道。


对于自己的大富大贵,曾国藩时刻保持着清醒的头脑。他曾有言:“大约军事之败,非傲即惰,二者必居其一;巨室之败,非傲即惰,二者必居其一。”在他看来,造成军事失败的原因,不是傲就是惰;而造成大官大贵人家的失败,也是“傲”或“惰”。因而,曾国藩认为,做人修身应该力戒傲、惰。

俗话说,谦虚使人进步,骄傲使人落后。傲慢使人自以为是,处理不好与其他人的关系,使自己陷入孤立的危险境地。而谦虚让人得到尊重,戒骄戒躁则可以使头脑清醒,这对于为人处世都是大有裨益的。

事实上,年轻时的曾国藩并不谦虚。道光年间,曾国藩就已经在北京做官了。当时的他血气方刚,加之一帆风顺、平步青云,因此,傲气满怀。这个时候的曾国藩很喜欢与人争斗,尤其是“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”。

咸丰初年,曾国藩奉旨在长沙办团练,动辄指谪别人,因此,弄到后来与湖南官场不合。虽然其中有些争斗曾国藩挽回了颜面,但由于刚烈太甚,伤害了这些官僚的上下左右,无形之中给自己设置了许多障碍,使得团练工作在开展之初十分艰难。

不力戒傲与惰,不足以谈成功

咸丰七年(1857年)在家守制时,经过一年深刻的反省,曾国藩开始认识到自己办事常不顺利的原因。此次反省之后,使曾国藩进一步悟出了官场中的做人之道:“历观名公巨卿,多以长傲、多言二端而败家丧生。天下古今之才人,皆以一傲字致败;天下古今之庸人,皆以一惰字致败。”

自此,曾国藩变得谦虚起来。他不止对同僚下属相当谦让,就是对权势,也常常辞让。咸丰十年(1860年)六月授两江总督、钦差大臣之后,曾国藩位高名重,多次上疏奏请减少自己的职权或请求朝廷另派大臣来江南协助他。

同治元年(1862年),曾国藩升任两江总督,三千里长江水面,迎风招展的全是“曾”字帅旗。然而,作为三四十万人马的最高统帅,曾国藩并没有丝毫飞扬跋扈、洋洋自得之态,反而处处小心,慎之又慎。

到了晚年,曾国藩总结为人之道时,把“傲慢”看做是致祸之由,认为为官傲慢轻则会导致自己的职位不保,重则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。因此,他一再要求为官必须戒傲,这样才是保全自己之道。

不力戒傲与惰,不足以谈成功

如果说“戒傲”在于保全身家性命,那么“戒惰”则在于保全家族的兴盛。在曾国藩看来,傲、惰是家败的两大原因。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道理。从古到今,骄傲专横者都会好景不长,且常常会导致众叛亲离、身败名裂的下场;而懒惰则会出现衰败颓丧之气象。因此,必须高度警惕。

成大事者最忌犯有奢惰之心,无论是居和平之世还是处离乱之世,都不能有奢惰之心。同治三年(1863年),收复了江宁城后,曾国藩看到湘军上下一派骄矜自得、纵情逸乐,便将之全部遣散回原籍务农去了。曾国藩觉得,这些兵员已经产生了惰性,少了忧患危机意识,如果继续让他们参战,很可能导致战争的失败。

曾国藩认为,人生百种弊病,都是由于懒惰而生。懒惰则松懈,松懈就不会严格要求自己,从而不会努力做事。一个环节松懈就会导致整体的松懈。曾国藩把“勤”作为兴家立业的根本,他说:“我以有事而懒,六弟无事而懒,是我不甚满意处。若二人俱勤,则气象更兴旺矣。”

因此,做人应该有忧患意识,万不可懒惰,抛弃勤勉之心。

不力戒傲与惰,不足以谈成功

事实上,曾国藩的成就与其勤奋是分不开的。年轻时,曾国藩的天赋不高。有一天晚上,他在家背诵一篇文章,重复了不知道多少遍,依旧没有背下来。这时候,他家来了一个贼,一直潜伏在屋檐之下,希望等读书人睡觉之后捞点好处。

可是那个贼人等啊等,曾国藩始终没能把文章完整地背诵下来,到了很晚,曾国藩还没有睡觉的意思。贼人最后忍不住,便跳了出来说:“这种水平读什么书?”

说罢,他将那篇文章从头到尾流畅地背诵了一遍,然后扬长而去。曾国藩见此情景,不由地叹道:“这么聪明的人却只能当贼,而我天资不好,如果不努力,那只能做乞丐了。”于是,曾国藩学习起来就更加勤奋了。

有道是“一分辛苦一分人才”。一个人即便有好的天赋,若是不勤奋学习,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。伟大的成功与辛勤的劳动是成正比的,勤奋可以创造奇迹。

不力戒傲与惰,不足以谈成功

一直以来,曾国藩都持勤戒惰,他说:“‘勤’字工夫,第一贵早起,第二贵有恒。”不仅自己遵守“勤”字工夫,他还教育家人持勤戒惰,以勤兴家。

在教育弟弟的家书中,曾国藩说:“诸弟在家教子侄,总须有勤敬二字。无论治世乱世,凡一家之中能勤能敬,未有不兴;不勤不敬,未有不败者。至切至切。余深悔往日未能实行此二字也,千万叮嘱。”教育儿子曾纪鸿,他说:“尔年尚幼,切不可贪爱奢华,不可习惯懒惰。无论大家小家、士农工商,勤苦俭约,未有不兴;骄奢倦怠,未有不败。”

总而言之,骄奢与懒惰就如同溃堤之蚁穴,蚁穴看起来并不入眼,却能毁掉千里之堤。为了消除骄奢与懒惰,曾国藩提出了“以勤医惰”、“以谦治骄”的对策,他说:“家中万事,余俱放心,惟子侄须教一勤一谦二字。谦者骄之反也。勤者惰之反也。”从曾国藩的一生可以看出,他的修身与戒傲、戒惰是分不开的,而且,他也确实做到了“勤”和“谦”二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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